日记的基调是不停地自我谴责，并掺杂着对引诱他的女性的憎恶：

当托尔斯泰住在农村，尤其是住在自己的庄园里时，他也会物色漂亮的农奴姑娘。1856年托尔斯泰到欧洲去旅行的动机之一，是逃避来自一位漂亮的女奴的诱惑。从欧洲回来后，他仍然不能控制住自己把手伸向女人，尤其是一个名叫阿克西尼娅的已婚妇女。1858年5月，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今天，在古老的大树林里，我是一个傻瓜，一头野兽。她那古铜色的皮肤和她的眼睛。我爱上了她，这是我一生中从未有过的事，头脑中再没有别的东西。”可能在1859年7月份，阿克西尼娅生了一个儿子，名叫季莫费·巴济金。托尔斯泰把她带回家中做仆人。然而，他从没有承认过那个男孩是他的，也从没有给过他丝毫关心。

令人惊讶的是，他曾一度公开鼓吹教育农民是完全必要的，并亲自在他的庄园里为农民的孩子办学校，但他并未做任何事情，以让他的私生子学会如何读书和写字。也许，他是担心日后的继承权要求。他似乎并无怜悯之心，从不考虑非婚生子女的各种权利。而屠格涅夫不仅承认自己的私生女，还想方设法地以恰当的方式把她教养成人。也许是因为屠格涅夫的做法反衬出他自己的行为，托尔斯泰对此心怀怨恨。有一次，托尔斯泰含沙射影地提到屠格涅夫私生女的身世，言辞间侮辱了那个可怜的姑娘，引起一场他与屠格涅夫的激烈争吵，而且差一点以决斗的方式了结。

托尔斯泰知道，引诱村妇、经常出入妓院都是有罪的行为，并为这些罪过而自责。然而他往往更多地责怪妇女，她们都是夏娃，都是诱人的妖妇。晚年他这样说道：“看到一个裸露着胸脯的女人总是让我恶心，甚至我年轻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。”1847年6月16日，当时托尔斯泰才19岁，他写道：

真正令人沮丧的，是托尔斯泰至死都保持着这些幼稚的、某些方面具有东方色彩的妇女观。与他描述安娜·卡列尼娜时所下的功夫相比，在现实生活中，他似乎从来不曾打算认真深入地考察和理解女性的心灵。实际上，他不承认妇女能够成为严肃、成熟和有道德的人。1898年，70岁的托尔斯泰写道：“一般说来，女性都是愚笨的，但是当她为魔鬼服务时，魔鬼会借给她头脑。然后，为了干出什么肮脏的事情来，她能奇迹般地思考，而且眼光长远，意志坚定。”他强烈反对J.S.穆勒《妇女的屈从地位》中的妇女解放观，甚至认为应该禁止未婚妇女从事某种职业。

34岁时，托尔斯泰选择了一位医生18岁的女儿——索尼娅·贝尔斯，作为婚配对象。他当时没有多少钱，是个出名的赌徒，还因为侮辱地方长官与当局惹上麻烦。她当时是一个相貌平常、还未完全成熟的少女，只有五英尺高。

他们创造了历史上最糟糕的（也是记录最完备的）婚姻之一。

托尔斯泰认为保守秘密，尤其是那些有关性生活的秘密是有害的。所有的事情都应该“公开”，丈夫与妻子应该相互告诉对方“所有的一切”。于是，许多不必要的痛苦由此产生。托尔斯泰履行他的“公开性”准则，坚决要求妻子阅读他已经写了15年的日记。她吃惊地发现，那些日记都是以一种毫无保留的方式记录下来的，里面记载着他所有性生活的细节，包括光顾妓院，以及他与妓女、吉普赛女郎、乡村妇女、他的女农奴，特别是还有他母亲的女友等的性关系。她的第一个反应就是：“把这些可怕的日记拿走，为什么你要拿给我看？”后来她对他说：“是的，我已经原谅你了。但这太可怕了。”这些话都出自她自己的日记，她11岁就开始记日记了。

索尼娅得知丈夫是个怪物，受到了惊吓。托尔斯泰未曾预料到的是，她还从日记中读出了他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的（他自以为做到了这点）思想上的毛病。比如，她发现他没有偿还赌债（其中有些钱还是向穷人借的）；她还看出，他没有告诉那些与他发生性关系的女人他曾得过性病，而且可能还未治好。

托尔斯泰日记中生动的性生活描写，在她的脑海中同恐惧纠缠在了一起。她惧怕、屈从于丈夫的要求，随之而来的是痛苦的、没完没了的怀孕。22年中，她忍受了12次怀孕的痛苦；而且接连失去了几个孩子。先是彼佳死了，当时她正怀着尼古拉，而尼古拉在出生的那年也死了；早产的万涅奇卡很快也离开了人世。托尔斯泰并没有帮助妻子承担起抚养孩子的事。由于不断怀孕和流产，妻子对他的性要求的反感，也越发显现出来，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道：“对一个身体强健的男人而言，再没有比有一个多病的妻子更糟的事了。”而她在日记中这样倾诉道：

从现存的资料来看，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，这场婚姻竟然一直维持了下来。

索尼娅设法维持婚姻，使自己成为丈夫各种事务的管理人，而且是他不得不依赖的管理人，为他提供不可缺少的服务。她承担起可怕的任务，把他那些字迹难以辨认的小说手稿誊写成清晰整洁的副本。这是一份苦差事，但她又十分喜欢这份工作，因为她很早就发现，当托尔斯泰施展他真正的专长时，他不再让人难以忍受，也不会给别人造成伤害。正如她在写给她妹妹的信中所说的，当他写小说时，他们两个人都是最幸福的。因为写作可以赚钱，而他的其他行为只是浪费钱。而且“钱倒是次要的，主要是我喜爱他的文学作品，我崇拜它们，它们打动了我”。

托尔斯泰考虑问题的角度完全不同。养活和维持一个家庭需要钱，他的小说可以赚钱，于是他把写作小说和赚钱联系在一起，并因此厌恶这两件事情。索尼娅总是催促他去写小说，这让他认定，婚姻与小说都将妨碍他做出真正的预言工作。因此，托尔斯泰逐渐地不仅把婚姻视为巨大痛苦的根源，而且视作道德进步的障碍。他对自己特殊的不幸进行总结，并猛烈抨击婚姻制度和婚姻中的爱情本身。

其实，托尔斯泰从没有严肃地考虑过婚姻问题。看一看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中那句著名的开头：“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。”人们只要在自己看到的情况中印证一下，就会清楚地发现，这句话无论前半句还是后半句，都有可争辩之处，真实的情况甚至恰好相反。不幸的家庭，以一些模式反复出现，例如，丈夫是个酒鬼或赌棍，或者妻子不称职甚至与人通奸，诸如此类，不幸家庭的各种特征，总在令人厌烦地雷同和重复。另一方面，幸福的家庭才是多种多样。对于这个主题，托尔斯泰从没有严肃地思考过。

可以说，托尔斯泰的婚姻在道德上的失败，与他在理智上的失败（他不能对人类的一半女性做出公正的评价），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
虽然托尔斯泰的婚姻，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悲剧的命运，但如果不是由于继承了地产即庄园，他们也许可以生活得好一些。田产是使托尔斯泰产生罪恶感的最重要的根源。这种罪恶感逐渐压倒了他，并最终毁了他稳定的生活。

土地和农奴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。在俄国，你不可能拥有一样而没有另一样。托尔斯泰很小时就继承了母亲留下的田产。几乎就从那一刻起，他已开始思考一个重大的问题：

“我应该如何对待我的农奴呢？”

如果他是一个明智的人，本可明白，经营田产的工作并不适合他；他的天赋和职责是写作。他本应该卖掉田产，从而使自己摆脱精神上的困扰。遗憾的是，他并不是一个明智的人。他既没有放弃这个问题，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它。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，他一直在这个问题上动摇、犹豫，结果弄得一团糟。

19世纪40年代末期，托尔斯泰继承田产后不久，便开始着手对农民的“改造”。但因为面临诸多困难，以及“猪一般蠢笨”的（正像他所说的）农民，他很快就放弃了。18个月以后，托尔斯泰离开了田庄，继续做其他的事情——纵情声色、赌博、服军役、写作。但是，他仍然被“农奴”，或者更确切地说，被“农奴”这个概念所困扰，他在日记（1852）中写道：

1856年，他又开始第二次“改革”。他宣布，农奴们只要付清30年的地租，他就让他们获得解放。他在做这件事时，并没有请教那些有过类似经验的熟人，这倒完全符合他的性格。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却是，农奴们都相信当时的传闻：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打算无条件地解放他们。他们没有看出托尔斯泰伯爵的自命不凡，反而担心他在耍什么花招，于是断然拒绝了他的建议。他愤慨不已，痛骂他们是一群愚昧无知、不可救药的原始人。

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，以及创立一种新的宗教运动，这些愿望在托尔斯泰心中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。早在1855年，他就在文章中写道，他要创造一种信仰，它的基础是“基督的宗教，但它净化了教义和神秘主义，它许诺现世的幸福，而非来世的幸福”。这是一种陈腐的想法，是多少世纪以来无数幼稚的宗教改革家们每日杜撰的想法。

但是，托尔斯泰头脑中的宗教观念，有着潜在的危险性，因为这些观念与他的政治冲动结合在一起，形成了一种非常容易燃烧的东西。自从他完成并出版了那部大大地提高了他的声誉的小说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之后，他就变得焦躁不安，不再满足于写作，而是准备公开大闹一场：成为世界名人和预言家，一个有无数读者和崇拜者来寻求智慧和指导的人。

第一次爆发是在1881年11月，当时托尔斯泰与家人住在莫斯科。他来到莫斯科的一个贫民区，希特洛夫市场，在那儿，他把钱分给乞丐并倾听他们讲述自己的生活。一大群人围住了他，他躬身进入附近一家简陋的小客栈，在那儿看到的景象令他更加苦恼。回到家中，他脱下皮大衣，坐到餐桌前。身着制服、戴着白手套、打着领结的仆人端上5道菜的晚餐。他突然大声喊道：“不能这样生活下去！不能这样生活下去！这让人无法忍受！”他挥舞着手臂，说要放弃所有的财产，把索尼娅给吓坏了。他立即着手为穷人制定新的救济制度。然后又匆匆忙忙地赶往乡村，同他当时的精神导师，所谓的“农民预言家”V.K.苏塔耶夫商讨如何更深入地进行改革。索尼娅独自留在莫斯科，带着他们生病的儿子、仅4个月大的阿列克赛。

伯爵夫人认为这是一种遗弃行为。她写了一封信，概括了她与丈夫相处时的种种困难，还有她与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知识分子打交道时的愤懑。她说：

索尼娅多年来一直观察托尔斯泰的行为，她提出了一个问题：他所爱的只是作为概念的人类，他是否真的爱过某一个具体的人？

例如，他不幸的哥哥德米特里，无疑是个需要同情的人：他沉沦在贫民窟里，和一个妓女结了婚，1856年年纪轻轻的就死于肺结核。托尔斯泰勉强抽出1个小时，在他临终前到床前看望一下，但坚决拒绝参加葬礼，他要去参加一个晚会。他的另一个哥哥尼古拉也死于肺结核，也是一个应得到怜悯的对象，但是托尔斯泰拒绝去探望他。最终，尼古拉不得不自己赶到他那里，并死在他的怀里。他的第三位兄长谢尔盖，由于赌博输光了所有的财产，托尔斯泰几乎没给他任何帮助。

托尔斯泰的友情也是如此。通常的情况是，托尔斯泰索取，他的朋友们给予。屠格涅夫曾经慷慨周到地帮助过这位年轻的作家，他得到的回报却是冷淡、忘恩负义。托尔斯泰在日记中，写了许多关于屠格涅夫的令人不快、却常常并不属实的东西。1883年，屠格涅夫明白自己将不久于人世，于是给托尔斯泰写了最后一封信：

尽管屠格涅夫直到两个月后才去世，但托尔斯泰对这一可怜的请求从未做出任何回应。托尔斯泰说：“我总是怀念着屠格涅夫，我爱他，同情他，读他的作品，我同他生活在一起。”这是演员的腔调，他扮演着公众对他期望的角色。

从1865年开始，托尔斯泰做了一些有价值的工作。有一部分取得了成功。尤其在1890年那场大饥荒中，他的救济方案起了相当好的作用，而政府则想方设法地隐瞒饥荒的严重性。有一次，他还参与救援一个在俄国深受迫害的少数民族杜科波尔派教徒，政府打算将这些吃素食的和平主义者聚集到一起，然后消灭掉。托尔斯泰为他们蒙受的不公平待遇大声疾呼，最终为他们争取到移居加拿大的许可。

但另一方面，托尔斯泰拒绝以个人身份参与任何俄国的系统改革计划。他用激烈的言辞，痛骂自由主义者的“改良”学说是一种妄想，甚至是彻头彻尾的罪恶。他痛恨民主，鄙视议会，称国家杜马的代表们是“装作长大了的小孩子”。他认为，没有议会的俄国将是比拥有议会的英国自由得多的国家，生活中最重要的事，就是不去响应议会改革。托尔斯泰尤其痛恨俄国的自由主义传统，在《战争与和平》中，他公开辱骂了改革家斯彼兰斯基伯爵。

托尔斯泰对俄国有一种罗曼蒂克的观点：农民是最高的主宰者与决定的力量。是他们集体的力量和他们的“正义性”，在推动历史车轮的运动。他倾向于采用集体主义者的方法来解决俄国的社会问题。早在1865年8月13日，他在记事簿上谈到对俄国农村饥荒的思考：“俄国全民族的任务是为世界奉献一种新的思想，即一种没有土地私有制的社会结构。”四十三年后，他偶然看到这段话，仍为自己的预见力惊讶不已。

在晚年的托尔斯泰眼中，真正的敌人是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，他们正在到处传播他们的思想，腐蚀着整个世界。他在晚年的两篇文章《给中国人的一封信》和《论俄国革命的意义》（都写于1906年）中写道：“追随着欧洲国家的道路就等于直接走上一条毁灭之路。”世界最大的危险莫过于英国与美国的制度。俄国必须从西方社会移开目光，放弃工业化，废除国家制度，并采纳不抵抗政策。

以上种种，让托尔斯泰居住的雅斯纳雅·波良纳，自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，逐渐变成了一个圣地。

各种各样的人来到这里寻求指导和帮助，或是来诉说他们稀奇古怪的观点。此外，还有一个由托尔斯泰的助手和崇拜者组成的固定圈子。所有的人都把托尔斯泰看作他们的精神导师。托尔斯泰则扮演着教皇、家长和救世主的角色。拜访者在雅斯纳雅·波良纳花园的凉亭墙上或写或刻，留下各种各样的题词，比如：“打倒极刑！”“全世界劳动者团结起来，向天才致敬！”“祝列夫·尼古拉耶维奇长寿！”“图拉省现实主义作家向托尔斯泰伯爵致敬！”等。

声名远扬的托尔斯泰在晚年树立了一种范式：他创建了一个影子政府，着手处理世界各地的“问题”，提供解决的办法，与各国总统或国王书信往来，发出抗议书，发表声明，特别是在诸多文件、信件上签字，允许各种有关宗教或世俗的、有益或有害的事借用自己的名义。

托尔斯泰甚至还为他的王国招了一位首相——符拉吉米尔·戈里格利耶维奇·切尔特科夫（1854-1936）。此人因善于钻营，逐渐成为这一“宫廷”中举足轻重的人物。他很快便开始对托尔斯泰的行为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，不断提醒这位老人发出过的誓约和预言，帮助他保持自己理想的形象标准，常常把他推向更为极端的方向。自然而然地，他也变成了阿谀奉承合唱队的指挥，托尔斯泰很喜欢听到他们的声音。

托尔斯泰的家人们，成了“宫廷”生活的牺牲品。

儿子伊利亚说：

另一个儿子安德烈深受精神崩溃的折磨，他抛弃妻子与家庭，加入了一个反犹太组织。父亲对性的日益憎恶，使女儿们全都感到了压力。他不仅反对女儿有追求者，而且厌恶她们所选择的男友。1897年，大女儿丹尼娅已33岁，她爱上了一个有6个孩子的鳏夫。这人看起来举止得体，但他是个自由主义者，因此托尔斯泰十分恼火。他对丹尼娅进行了一番令人毛骨悚然的告诫，列举了婚姻的种种罪恶。女儿玛莎也坠入爱河并希望结婚，从父亲那里得到的是同样的待遇。小女儿亚历山德娜，因为最接近成为托尔斯泰的信徒，所以她和母亲相处得很不融洽。

托尔斯泰精神激变带来的压力，主要由他的妻子索尼娅承受。将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，他强迫她满足自己的性欲望，使她一再怀孕。然后，他突然坚决主张他们应该放弃性生活，“像兄妹”一样地生活在一起。她抗议托尔斯泰放弃个人生活的隐私，对外人谈论和记录他们的私生活——托尔斯泰不能遵守保持纯洁生活的誓言，不时地对妻子进行性攻击。1888年年末，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魔鬼附在我的身上……第二天，也就是30号上午，我睡得很糟。犯了罪以后，是那么令人恶心。”几天后，他又写道：“我被更强大的力量缠住了，堕落了。”1898年，他告诉阿尔默·莫德：“昨天夜里，我又成了一个丈夫，但是没有理由放弃自我斗争。上帝也许会保证我再不这样了。”

托尔斯泰如此详细地与一个外人谈论自己婚姻中的性生活，使索尼娅感到她最隐秘的私生活，被完全暴露在公众的注目之下。

知识分子们有一个习惯，写任何文章时都会考虑到将来发表。因此他们习惯性地把自己的日记当作辩护文章和宣传工具，并作为自卫或进攻的武器。随着托尔斯泰与索尼娅的关系逐渐恶化，他在日记中越来越多地指责她。

早在1890年，索尼娅就写道：

没过多久，他就把当时正在写的日记藏了起来。于是互相阅读日记的“公开性”原则瓦解了，两个人都变得行动诡秘起来。索尼娅说，“以前，他要我誊写他的作品，现在他把这事交给了他的女儿们（她没有说‘我们的’），而且很小心地把作品藏起来，以防被我看到。他这种有计划地把我从他的个人生活中排除出去的做法要让我疯了，这真是让人难以忍受的痛苦。”托尔斯泰开始记一本“秘密”日记，并把它藏在他的一只长筒靴里。索尼娅在他平常的日记里什么也没有发现，开始怀疑是否还有一本秘密日记。她四处搜寻，最终找到了它。读完之后，她在日记里粘上一张纸，上面写着：

这场噩梦般的日记之战的背景是这样的：索尼娅坚持一种“正常的”生活方式，托尔斯泰从道德上对此感到极端地厌恶，他越来越坚信，妻子的这种要求在阻碍他追求精神的完善。比如他写道：“我们坐在院子里，吃着十盘菜，有冰淇淋、仆人、银餐具而乞丐们从门口经过。”在给她的信中，他写道：“我刚从你的生活方式中被拯救出来，就好像从一场可怕的恐怖中被拯救出来，这种生活方式几乎引着我去自杀。我不能回到过去的生活方式中去，从中我看到的是毁灭……你我之间有一场生死之战。”

1910年6月，这场斗争达到了悲剧性高潮。导火线是切尔特科夫瞒着托尔斯泰，私下里把那些日记都拍了照片。7月1日，索尼娅坚决要求把日记中“令人不快的章节”删掉，这样它们就不会被发表了。当时发生了一场争吵。事后，她和布尔加科夫（托尔斯泰的秘书）一同乘坐马车时，哀求他劝说切尔特科夫还回日记，“一路上她啜泣不已，非常可怜……看着这个悲泣的、不幸的女人，我无法不产生深深的同情”。当布尔加科夫和切尔特科夫谈到日记的事情时，他显得“极度地狂躁不安”，并指责布尔加科夫把日记收藏之处告诉了伯爵夫人。

切尔特科夫向托尔斯泰抱怨。托尔斯泰写了一封信给索尼娅（7月14日），在信中他坚决认为，“最近这几年，你的性情变得越来越易烦躁、专横和缺乏自制力”，夫妻两人现在对“生活的目的和意义的理解已经完全背道而驰”。

为了解决争端，日记被密封起来，锁在银行里。

一个星期后，即7月22日，托尔斯泰秘密地到附近的格罗蒙特村，去签署一个新遗嘱。他把他所有著作的版权都留给最小的女儿，并指定切尔特科夫为遗产管理人。切尔特科夫安排了这一切，还亲自草拟了文件。

8月3日，发生了一场“噩梦般的争吵”。索尼娅明显地谴责切尔特科夫与她的丈夫有同性恋关系，托尔斯泰“气得僵在那儿”。9月14日，又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吵，切尔特科夫当着她的面对托尔斯泰说道：“如果我有一个你这样的妻子，我会开枪打死自己。”一个星期以后，托尔斯泰发现索尼娅已经在长筒靴中找到了他的秘密日记，并读了它。第二天，他违背了他以前同妻子的协定，把切尔特科夫的相片重新挂在他的书房里。当他出门骑马时，她把相片撕了个粉碎，并在盥洗室里用水冲走。

10月27日至28日晚上，托尔斯泰发现索尼娅半夜里悄悄地翻查他的文件，显然是在寻找秘密遗嘱。他唤醒小女儿亚历山德娜，并宣布：“我现在就离开这儿，永远。”当晚，他上了一列火车。第二天上午，切尔特科夫得意扬扬地将此事告诉了布尔加科夫，“他脸上洋溢着快乐和激动”。索尼娅得知这个消息后，纵身跳入池塘。这以后，她曾几次企图自杀，虽然这些行为（的决心）不那么令人信服。

11月1日，托尔斯泰染上了支气管炎和肺炎，不得不离开火车，被安顿在梁赞—乌拉尔线上的阿斯塔波沃车站。两天后，索尼娅及其子女乘快车赶来探望他。7日，传出了预言家去世的消息。

托尔斯泰生命中的最后岁月令人心碎，特别是对那些钦佩他的小说的人而言。因为他们从中看不到对重大问题的崇高辩论，而是充塞着猜疑、怨恨、报复、狡诈、背叛、脾气暴躁、歇斯底里以及褊狭卑劣。这是最恶劣的家庭争端。后来，托尔斯泰的崇拜者们努力想把阿斯塔波沃车站临终床上的场景，变成一幕“圣经”般的悲剧。但事实却是，他那暴风雨般的漫长人生的结尾并非轰然巨响，而是一声哀鸣。